姓名：琳达·塔特堡
1947年：生于美国纽约
1968年：康奈尔大学罗马语言文学学士
1969年：康奈尔大学中古研究专业硕士
1972年：康奈尔大学中古文学与哲学博士。被一所不知名的大学聘为助教，搬往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生活。加入“全美高等院校简单主义者协会”。
1974年：该大学破产。水门事件。石油危机。我穷困潦倒。
朋友卡尔邀我前往当地农场干体力活儿，工资是木柴、牛奶和糖。再也用不着“钱”这个东西，体面衣服、塑料制品、电灯泡以及一切非手册或指南性质的图书也全都“拜拜”了。
卡尔和我在林子里盖了一间木屋。我们用木碗和筷子吃饭，用粗陶杯子喝水。地里长什么，我们就吃什么。没有闹钟。没有收音机。没有报纸。
1975年：我与卡尔结婚。我负责砍柴和拎水，他朝九晚五在镇上工厂里当车工，每天灰头土脸地回家。
1976年：有人说阿巴拉契亚山区招募垦荒者，我们去了。6个月后，我们一无所有地回来，不得不租新房子，找新工作。我们开始攒钱。
1977年：我们在缅因州买了75亩地，自己盖房。我坚持非用手动工具不可，卡尔却弄来一只电锯，我差点跟他闹翻，后来却发现那东西帮了大忙。
1979年：我怀孕了。医生建议我每周至少吃一次猪肝和鱼。食荤彻底违背我的简单原则，可我不敢不听医生的话。临产前两周，我去了超市，在大堆大堆的婴儿用品前困惑无比。最后我买了20美元的非手工制品。孩子出世了。晚上用手电照明给孩子换尿布，白天孩子睡着我才有空去拎水砍柴。我自己给孩子磨玉米糊，磨好了自己升火煮给他吃。我几乎累死。我开始设想：如果半夜两点孩子闹的时候，我一拉灯绳就有亮光，那多好！
1981年：我应聘了兼职教授。每天早晨我穿上套装去拎水，必须格外注意不把袜子弄脏。如果下雪，起床还得提早一小时。滑雪上下班的路上与驾车的同事相遇，他们不说什么，可我觉得自己像怪物。
1983年：我们加盖了两间房———儿子的卧室和我的书房，装了电灯、水龙头和下水道，还买了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。朋友们表示了极大的震惊，他们一直当我们是最后的简单人。他们想让我们因他们的罪而死，而我们想好好生活。不再拎水和修油灯，省出来的时间我写作挣钱。
1987年：我还是只吃自己种的菜，不过严冬时节我也难免买罐装食品；我坚持用木碗吃饭，不过喝葡萄酒时我也拿出高脚玻璃杯；我希望儿子贴近自然，不过我不反对他看电视、吃热狗和嚼口香糖。我们买了一辆四轮驱动的丰田车。
我不再阅读鼓吹简单生活的杂志。要做的事太多了，如果我每天都要拎水、耕田，我哪里还有时间服务社会？再说，烧柴都会污染空气，太阳能电池还不是硅、铜和塑料做的？！我明白自己不可能百分之百纯净，除非我去住洞穴、穿兽皮；可即便是那样，我还得杀害野生动物……
1988年：我们攒够了钱，享受上了全天热水供应，又加盖了一间起居室，装的是玻璃门。
1990年：我们买了真皮沙发。真是后现代的原始生活方式，“洞穴”里应有尽有，绝对舒适，太阳能给彩电和计算机发电。
1993年：城市向我们逼近。一家大公司提议弘扬“90年代简单生活方式”，9户人家搬进了树林。
1998年：我自己的出版公司在木屋诞生。在花园忙的时候不能接电话，所以我装了录音电话———终于！
（译自《绝望之旅———我的拎水生涯》，琳达·塔特堡著，1998年时代出版社出版。）
